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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使命感

作者:陶立群

陶立群,中国老龄科学研究研究中心老龄社会保障与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最早从事老龄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多次主持、参与联合国、部委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大量研究论文,是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见证者。陶立群也是“记忆健康360工程”专业委员会成员之一。

 

第一次接触

1974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业务骨干,在齐齐哈尔市东南林甸县的巨浪牧场政治处负责组织工作。那一年从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下来大批知识青年,给这个偏远的小牧场带来了无限朝气和活力。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姓袁的副主任,他有一儿一女,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老人家虽然年龄大,但身体很硬朗,只是爱犯糊涂,大家也没有在意,总觉得老年人有时犯点糊涂是正常的。

大约过了有半年的时间,有一天上午,老太太怒气冲冲地到我办公室里来,进屋就大骂他儿子,说儿子不孝顺,虐待她,不给他生活费,你们领导要狠狠地批评他。我好说歹说让老太太先消消气,答应老人家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批评袁主任的,请她放心。

后来我们到袁主任家的左邻右舍调查,邻居普遍反映袁主任待人热情,对老人很孝顺,没有发现袁主任虐待老人的情况。倒是老太太经常在邻居家说袁主任对他不好,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们还找了袁主任的两个儿女谈话,两个孩子说,最近奶奶变得越来越怪了,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楚着呢,可是最近的事儿却不记得――我们明明看看到爸爸把钱给奶奶,第二天奶奶硬说没有给,还到处去说爸爸坏话,说爸爸对她不好。可奶奶以前不这样啊!

后来老太太几乎天天都到场部办公室来闹,非要严惩袁主任不可,严重影响了我们正常办公秩序,在场部影响很坏。有些人背后议论说,肯定是袁主任对老人不好,否则哪儿有母亲告儿子的!弄得袁主任心情很苦闷抬不起头来。

姥姥也患病了

1982年,我结婚时,我爱人的姥姥已经83岁了,但身体很好,性格随和,待人热情,脾气也好。但两年后,我们发现姥姥的行为开始有了奇怪的迹象――她经常丢三落四,会在做完饭后忘了关火,有时水管哗哗流水也不知道关上。我们以为人年龄大了记忆力不好,也就没有太在意。可是随着姥姥年龄的增长,她的行为越来越古怪了――有一次她竟然拿着火柴在点灯泡,有时还往地上泼水;我爱人下班回来跟姥姥打招呼说话,姥姥不理不睬,对给她买的平时最喜欢吃的食品也不感兴趣;姥姥还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对着墙,默不做声,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张纸或把纸一张一张撕得粉碎,谁与她说话她都不理睬。

很快,姥姥就卧床不起了,再后来大小便失禁、昼夜颠倒,再也不认识亲人。半年以后,姥姥就去世了。

我们全家对半年多来姥姥脾气和性格的巨大变化怎么也不理解――一个慈祥可敬的老人怎么脾气性格说变就变、而且变得不可理喻了呢?

几年后,我开始从事老年学的研究,才知道姥姥和袁主任的母亲,得的都是老年性痴呆症,种种奇异的表现都是老年痴呆患者的典型表现。只是我们当时对这种病了解得太少了,还不能有针对性地照顾老人。

感同身受

1992年,我们组织在北京的包括心理、社会学、医学等方面的部分专家,在中山公园搞了两次老年咨询活动,颇受欢迎。前来咨询的,大多是对自己父母近年来的古怪表现不理解的儿女。而这些古怪表现基本上都是由老年痴呆症造成的。

1998年,我们又在北京、保定和济南对100户有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社会上专门照料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设施及专业人士很少,现有的设施根本就满足不了老年患者的需求,老年性痴呆症患者的照顾责任主要由家庭承担。因此,这种疾病不仅给老年患者带来痛苦,同时众多的患者照料问题也成为他们家庭成员肩负的一项极其沉重的责任。这项责任意味着家庭成员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并承受难以想象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在这二十多年中,我亲身经历了亲人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痛苦,也看到了众多和我经历相似的、受到这种疾病侵扰的家庭成员。每次听到他们倾诉,我都感同身受。这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从事老年研究工作中特别关注老年痴呆问题。

必须面对的事实

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性痴呆的防治和照护已经演变成为社会性问题。通过大量的市场研究,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有――

  • 老年性痴呆的发病率一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80岁以后发病率明显上升;
  • 不爱参加社会活动、生活环境闭塞的老人更易罹患痴呆症;
  • 医学界更多关注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但忽略了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即偏执、情绪不稳定、无目的漫游、攻击、破坏和吵闹等行为;
  • 老年痴呆症患者对照护的需要远远超过普通老人,45%的患者不能做任何事情,完全要由照护者提供服务;
  • 在家庭中,配偶、子女成为老年痴呆患者的主要照护者;
  • 而大多数家庭照护者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基本不了解护理病人的基本知识;
  • 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主要照料者承受着长期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历史赋予的使命

近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个体家庭规模缩小,老年人数增加、高龄老年人数以及痴呆症老年人数增多同时并存的现象。高龄老人的增多导致老年群体健康状况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老年人对社会的需求迅速增长,尤其是大量的护理、照料、保健和社会资助、社区服务等。

进入21世纪以后,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养老社会服务的需求,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有很多民间资本也进入养老产业。但是对老年痴呆为代表的特需专项服务能力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在北美,退休社区均配有Alzheimer's Care――老年痴呆专项护理院或护理专区;但在中国,很多养老机构因专业照护能力不足而不得不拒收患有痴呆症且需要关怀照护的老人。

由于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而且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是全球老年痴呆症的第一大国。作为一名曾经的患者家庭成员,作为在老年社会学领域工作多年的研究人员,我愿意通过“记忆健康360工程”和其它社会工作,呼吁大规模地普及老年性痴呆症的相关知识,提高公众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意识,呼吁公众对这类患者的更多的理解与帮助,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早期诊治的机会,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和发展,使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幸福、健康、平安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