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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锟的故事

全世界的华人都为“光纤之父”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喜悦,但人生的悲喜剧总是同时到来——高锟已因阿尔茨海默病,失去了表达这种喜悦的能力。

现在的高锟定居在硅谷,每周都要去老年人的日间护理中心和YMCA锻炼身体。护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很喜欢高锟,因为他友善和气,喜欢提问题,会跳很好的舞蹈,而直到去年诺贝尔奖公布,大家才知道这个瘦瘦小小的东方老人竟然是誉满全球的顶级科学家。

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念过四书五经,也在国际学校读英文和法文。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启发了他儿时最初的科学兴趣,他想知道那到底是怎样造出来的。在1949年移居香港前,少年高锟最喜欢化学还曾经自制炸弹,他说自己在阳台上实验室所储存的氯化物曾经足以毒死上海全城人,幸好被父亲及时发现。后来他又迷上无线电,很小便成功地装了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

1957年,高锟开始从事光导纤维在通讯领域运用的研究。1966年,33岁的高锟和同事发表一篇论文,提出光纤可以用作通信媒介。光纤对资讯的容量是惊人的,细细的如一根头发丝的用玻璃或塑胶制成的光纤,其资讯容量相当于二百个电视频道,或二十万部电话线。这将带来一场通讯业的革命。当时很多人公开嘲笑这篇论文,不过高锟不介意。那时候他每天都在实验室泡到很晚,回家和妻子解释说,他正在完成一个即将震动世界的大专案。当然,后者一点也不相信。

但是,世界真的因此改变了。通讯革命、互联网革命,它们使得沟通成本降至了最低。今天,人们可以随手在北京拿起电话拨到纽约,而且想说多久就说多久,一分钟不过几毛钱。人们在互联网上、在手机上,可以随时获得无限多的资讯……这一切都建立在高锟1966年那篇论文之上。

就这样,高锟被称作“光纤之父”,享受一连串的荣耀。他担任过不同的职位,创建过自己的高科技公司,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还是一位堪称精彩的自传作者。千禧年《亚洲周刊》回顾影响二十世纪的五位亚洲人时,他与邓小平、黑泽明、甘地、盛田昭夫并列。

2004年,高锟的朋友发现他打牌时反应迟缓,建议高锟去医院检查。高锟也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和思考能力在逐步退化。2006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我的年岁大了,精力不如从前了,所以我要让自己的精力更集中一些。”

就这样,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被诊断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而他的父亲也患有这种该死的脑部退行性疾病。2009年,迟来的诺贝尔奖颁给了一个已经忘记过去的老人,公众唏嘘的时候,工作在在阿尔茨海默疾病防治领域的人们更有无以表达的悲哀。

当我们阅读无数科学家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论文时,看到最多的形容词就是“毁灭性的”。而且,阿尔兹海默症同时又是致命的,从确诊到脑袋空空地离开这世界,大多数患者只用7年的时间。而在这大约7年的时间里,患者的认知障碍渐进加重,直至生活不能自理,患者与家人承担着无法想象的痛苦与经济上的负担。阿尔兹海默症也是世界上“最贵的疾病”之一,2008年美国花费在诊断治疗护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金钱就超过1400亿美金,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一年GDP的总和。

一位年轻的中国研究者刘磊很形象地这样描述阿尔兹海默症——

“把我们把体内的细胞都想象成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这座细胞的城池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既有天天辛苦运送氧气的红细胞,又有工作环境极差的大肠上皮细胞。而神经元是细胞社会的精英人士,接受最好的营养、而且哪怕只有几十秒供不上养分他们就会整齐划一的罢工。

“在一个正常人体内50年到60年的时间中,神经元都静静地享受着,工作着,但却无法分裂,无法生殖。强大的神经元会因为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得郁郁寡欢、渐渐死亡。当神经元大量死亡之后,健康平衡维持不下去了,我们大脑的机能继续不下去了,那些存储在神经元中的记忆不见了,于是人们阿尔兹海默了,离经叛道的神经元们将我们拉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痴呆之路。”

即便科学已经证明神经系统“用则进,不用则废”——动脑筋越多,神经元关系越复杂,大脑在衰老的过程中越不容易受到阿尔兹海默症的侵袭。但是像高锟这样聪明的科学家,还是会罹患阿尔兹海默症。随着老龄化、高龄化,阿尔茨海默病会侵犯越来越多的人,无人可以幸免。

定居在硅谷的高锟现在生活得简单而安宁,倒是陪伴他走过50年婚姻的爱妻黄美芸经常需要在家里用英文、普通话、广东话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他们每天的生活相当有规律——高锟每周三次到附近的老人中心和YMCA上体能锻炼课、手工课和音乐课,夫妇二人一起打网球、散步,早睡早起。问高锟喜欢吃上海菜还是广东菜,他笑眯眯地说:“哦,不记得了。我什么都喜欢吃。”记者去采访他,他会端详着摄影记者的相机说,“我以前喜欢照相,自己洗照片,黑白的。现在什么都不做了,锻炼第一。”

黄美芸则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他很乖,听我话。得病后有时候记不得事情了,他就笑。每晚9点睡觉,早上7点左右起床。吃饭香,睡觉香。每天都笑嘻嘻,很开心。” 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妇已准备把诺贝尔奖金的大部分捐给香港和美国的阿尔茨海默慈善机构。

出生在上海但成长于香港的高锟,有着很多香港的印记。他的书架上放着金庸的《笑傲江湖》,他还喜欢做陶瓷,在香港跟陶瓷老师学手艺。

和香港带给高锟印记相比,高锟给香港带来更大的贡献。1987年到1996年,高锟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任职期间他为中文大学罗致了大批人才,使中大的学术结构和知识结构更加合理。

从互联网上搜索出来的高锟照片,永远是目光温和包容,带着单纯可爱的、充满孩子气的招牌笑容。中大毕业生、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曾经这样怀念老校长高锟:

很多学生当年念书的时候可不觉得高锟有多厉害,相反,他们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当时高锟接受中央政府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学生会发难了,他们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当有记者跑去追问高锟是否会惩罚这些学生,高锟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梁文道回忆到,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十分调皮捣蛋,一天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高锟走在前面,梁文道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高锟一回头,梁文道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学生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得知高锟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梁文道感叹说,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老校长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根据网上各类报道和博客整理成稿。感谢刘磊、许志远、梁文道及不知名的新华社驻美记者。>